在儒家经典系统中，《大学》称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，在儒学传统上发挥着结构性奠基的重要影响，历久而弥新。究其原因，根本在于它提纲挈领地回答了作为儒家核心义理的两个切要问题——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人如何成为这种人？简单地说，前一个问题，《大学》通过明确具体的人生“规模”整体设计做了回答；后一个问题，《大学》则提供了人生修为的具体工夫节目及其次第。 在人生“规模”上，《大学》以“大”为期的指向是明白无疑的，“大学”首先应理解为“大人之学”。中国传统的“大人”观念，既可以“位”言，也可以“德”言。《大学》之旨趣，可将两面均涵盖进来。以位言，大人必经学，方能知职分之所当为，与其治世之目标；以德言，大人经此学，则有以垂教万民、志在天下之规模。使有位之大人，知其所当为之分；使有德之大人，明其所当期之的。一方面，学的观念得到肯定和倡扬，将大人之“大”纳之于学方得，不过，如孔颖达所释，能够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，方能称为“学之大者”。另一方面，为人的应然状态指明方向，王船山训释《大学章句》道：“谓夫大学者，所以教人修己治人而成大人之德业者也”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。更重要的是，“大人之学”为达致价值理想和德业境界提供了工夫论的进路。也就是说，“大人之学”之“大”不仅具名词义，而且具动词义。“大”为光大、成就、教育养长的意思。何以为“大”？为有工夫节目、为学次第尔。《大学》工夫节目详备、为学次第分明，从条目上讲，有物、知、意、心、身、家、国、天下，内外涵括，包罗全面；从次第上讲，包括格、致、诚、正、修、齐、治、平，一一承进，功效明著；而且，《大学》工夫，首尾为一，有本有末、有先有后、有始有终，次序有节，相承谨严。宋儒王柏形容为：“博而不露，约而不晦”、“血脉不断，而节拍从容”。《大学》工夫兼具入手性、全面性、次序性、延展性的特点，由此工夫教法以建立大本、挺立身心、安定立身处世之极则，大中至正之道可得而入。所以说，《大学》“指学道之正路”（胡宏语），是“学者入圣域衢路”（张九成语），“入德之门，无如《大学》”（伊川语）、“需从此学则不差”（明道语）。 《大学》在工夫节目、次第和进路上的整体规划，为儒家文化滋养下的人们“代入”人生修为提供了基础性路径。这一“代入”并非人生的某种简单筹划，而是同时预示着人生效验的应然获致。因为《大学》的工夫规划有着“在止于至善”的提点，即在一种极致的工夫推进中，获得人生的贞定（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）。相应地，“近利”“小成”的人生取向，则会在此进程中被予以规避和拒斥。这一“代入”还为塑造儒家价值传统夯实了理念根基，作为其规模设计和工夫路径的思想内核，《大学》承续孔子“修己安人”之价值指引，并将之理论化、层次化、系统化地框架展开，内圣外王的价值理念由此显豁。即使汉唐间论及《大学》较少，亦不能出此矩镬，郑玄解“大学”为“以其记博学，可以为政也”，韩愈引用《大学》意在强调“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，将以有为也”，都表明了这一点。这一“内圣外王”价值理念经程朱理学阐扬之后，更进一步在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理论与实践中，深深灌注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义理结构中。被称为元代“立国规模”的许衡，传播理学过程中最重视的经典就是《大学》，强调“必如古者《大学》之道”；被称为“最后的儒家”的梁漱溟，弘扬教化过程中唯一系统评述的儒家经典就是《大学》，力申“《大学》一书之所为作，凡为此而已”。《大学》以其独特的“文本-理念”的双重优势成为儒学发展过程中（儒门淡泊之际尤显）不可或缺的经典依傍。 《大学》三纲八目之架构严密规整，理论脉络之展开条畅顺适，概念范畴明晰且颇具涵盖性，导致《大学》亦呈现出鲜明的“形式”性。如朱子对《大学》分经别传，以之为立规模之典，称之为“纲目”“间架”“腔子”“地盘”“坯模”“食次册”“行程历”等；牟宗三先生称《大学》“列出一个综括性的、外部的（形式的）主客观实践之纲领”。但若由此径谓《大学》只是一个空壳子，“只说一个当然，而未说出其所以然，在内圣之学之义理方向上为不确定者，究往哪里走，其自身不能决定”，则有待商榷。所谓读《大学》以立其规模，亦是此意，“规模”即规矩、模范，模范言其形式有型可范，规矩言其内容有法可依。以形式上看，《大学》为一腔子、间架，节目清晰，此所谓形式义；从思想取向言之，《大学》归宗儒学，且以明德内蕴心性本体之义，此所谓头脑义。八目非仅条目形式，而是皆内具头脑，如平天下与治其国者，异端杂学亦可有言，但《大学》定之孝悌慈之义与絜矩之道，则儒学之体立焉。各条目之头脑，又无不本于“明德”，本末一体，终始一贯，故可曰“明明德于天下”也。头脑义和形式义结合起来，《大学》实从本体和工夫两个层面奠定儒学之为儒学的基本规模，提供儒学基本的理论架构和思想范式。至此，在前述人生方向、工夫规模、思想理念的基础上，《大学》的“儒学代数学”特质具有了新一层义涵：《大学》在后世儒学发展脉络中备受期重，与《周易》作为“宇宙代数学”（冯友兰语）而“皆可援易以为说”（《四库提要》）相类，或援之为说，或代入己义，成为儒家传道阐教之圣典。 这层义涵显示出从《大学》走向“《大学》学”的内在必然性，此尤以宋明理学视域下的《大学》学最为代表。《大学》实乃宋明理学的重要经典资源，丰富了其理论话语体系，成为其为学宗旨的重要来源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“宋明六百年理学家依据之中心”（钱穆语），《大学》型塑着宋明理学理论范式变迁之大势——从收摄的格物（朱子），转进到统摄的良知（王阳明），转出为归密的诚意（刘蕺山），直至归结于持定的正心（王船山），理学范式的结构转换体现为依循于《大学》工夫脉络的螺旋式展开。理学格、致、诚、正的理论范式发展背后的思想推动力，透显出经典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范导和轨约效应。当然，在经学与哲学的互动下，经典本身也获得了极大的生命张力，历代儒者在《大学》诠释中植入自己的思想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理论趋势。仅以《大学》作为帝王之学的谱系为例，朱熹在《经筵讲义》就将《大学》视为“帝王之学问”、“人主之心法”，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进一步阐发称“《大学》一书，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”，邱浚《大学衍义补》以之为“六经之总要，万世之大典，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”，湛若水《圣学格物通》认为“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”，全部代入“格物”以通之，等等此类均是《大学》作为“儒学代数学”的理论结果，也极大拓展了《大学》自身的理论空间。 总体观之，方向上，《大学》倡大人之学、学以；工夫上，《大学》明条目次第、节节有序；理念上，《大学》主内圣外王、止于至善；学术上，《大学》含理论框架、范式演进。从工夫理路到思想脉络，《大学》统贯儒学之全体；从《大学》到《大学》学，可以成为儒学思想及其发展演进的一个具有学术解释力、思想穿透力的透视点。唐君毅先生曾言朱子列《大学》为四书之首，即已预定了其后“八百年来中国思想之发展，实循《大学》八条目之次序”，“虽曰偶合，亦足为奇”。这一观察亦很好地印证了作为“儒学代数学”的《大学》的历史效应及其理论价值。我们今天的《大学》诠释与研究对此有充分的理论自觉和历史省思，或将更有助于把握儒学思想发展的应然方向。 作者：程旺，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
